为规范出版物发行活动及其监督管理，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出版物市场体系，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日前，根据《出版管理条例》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制定、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剧务会议通过，经商务部同意的新《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正式开始实施。

　　与 2011年3月25日两部委联合发布的《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相比，新颁布的《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顺应市场发展趋势以及国务院“简政放权的要求，做出了若干重要调整。新《规定》中“一增一降三取消一更改”的六大新变化受到了业界的高度关注。

　　“一增”指的是新版《规定》中增加了中小学教科书发行资质的相关条文。该部分的相关条文可以说是《规定》中分量最重、业界最关心的内容。《规定》用长达1000字的篇幅对这部分业务开展应当具备的资质、申请办法都予以了规定并详细开列出了申报单位申请条件及申请材料清单。

　　其中第十一条明确指出：“单位从事中小学教科书发行业务，应取得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的中小学教科书发行资质，并在批准的区域范围内开展中小学教科书发行活动。单位从事中小学教科书发行业务”此外，条款还明确“审批中小学教科书发行资质，除依照前款所列条件外，还应当符合国家关于中小学教科书发行单位的结构、布局宏观调控和规划。”

　　第十二条明确：“单位申请从事中小学教科书发行业务，须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审批。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应当自受理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批准的，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作出书面批复并颁发中小学教科书发行资质证。不予批准的，应当向申请单位书面说明理由。”

　　教育是根本，教材最关键。中小学教科书是商品，必须参与市场竞争，这点毋庸置疑，但中小学教科书更是具有强烈政治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特殊公共产品，因此，中小学教科书的采购和发行不能像一般消费产品那样单纯从经济和市场的角度来看待，而应充分考虑其特殊性。正如全国政协委员、海峡出版发行集团副总经理吴志明在全国两会上的提案中所指出的：中小学教科书作为体现国家意志的特殊商品，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和文化安全直接相关，如果把教科书视同一般商品并采取招标的方式进行采购，势必带来重大风险和隐患。

　　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小学教科书发行一直作为一项政治任务，由各级新华书店执行。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中小学教科书的发行市场开始出现松动。随着市场的开放，竞争机制被引入，对“中小学教科书发行资质”也产生了很大的争议。

　　吴志明提出，在我国，教科书发行普遍存在周期短、品种多，地域广、任务重的情况，只有一支已经积累了专业化、标准化发行经验，形成了一套规范的服务标准，拥有了完善的发行网点、纯熟的发行经验的发行队伍才能胜任。他建议国家应该充分考虑教科书的特殊性，加大对教科书的管控力度，在采购和发行环节实行“单一来源”采购，并交给党和政府信得过、靠得住的国有企业来发行。

　　安徽新华教育图书发行有限公司总经理谢正平提出，教材发行是一项集中发行、长期配套与服务相结合的综合性工作，具有政策性强、涉及面广、发货集中、教学服务的要求很高、到书时间的要求严格等特征。中小学教科书发行工作包括很多环节，需要统一的调配、管理和控制，这就要求发行单位需要有稳定的专业人才队伍，能够承担起服务中小学学生的责任。对此，他建议中小学教科书发行采用“单一来源”采购。因为从长期的工作安排来看，如果单一来源采购能确定下来，新华书店将形成一个稳定的发行队伍。

　　吉林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曾昭群认为：教材采购行为应该由政府在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下进行控制，保证其得到最有效的利用，同时把效益回报社会。为此，对义务教育阶段免费教科书的总发行权，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进行政府采购，既能有效控制采购中小学教科书的预算，又能确保中小学教科书的整体质量和实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的社会承诺。

　　2011年、2012年先后发布的《出版管理调理》和《国家发改委关于加强中小学教辅材料价格监管的通知》这两个文件中并未对中小学教科书资质的获得界定明确标准。新版的《规定》明确了这方面的内容，这无疑为今后中小学教科书发行市场的规范化、专业化打下了良好、坚实的基础。

　　除了增加中小学教科书发行资质的相关条文，新《规定》中还有“一降三取消一更改”这五大变化。“一降”指的是降低了出版物批发单位门槛。“三取消”指的是取消出版物总发行审批、取消出版物发行员职业资格、取消出版物连锁经营审批。“一更改”是指新版《规定》与旧版《规定》相比，将两项规定中的“审批”改为了“备案”。

　　无论是条文的删减，还是新版对应2011版条文将“审批”改为“备案”，反映的是国家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决心和信心，突出了新一届政府改革的魄力。我国经济发展正处在转型的关键期，从出口导向到内需拉动，事关民生利益。形势倒逼我们必须从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着手，理顺权力运行关系，减少甚至剔除影响经济发展的各种原生阻力。激发制度和体制潜力，让改革释放出更多更大的活力，具体到出版市场，落实“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既是对国家大政方针的积极响应，更是为实现自身发展所作的自我革命，自我提升，是为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积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