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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火人间》：一段特殊历史记忆中的家国之思和家国之痛

来源: 人民出版社

    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烟火人间》无疑是奇特的作品，它不是通常意义的历史小说，却在民间的立场上，展示了一段特殊历史记忆中的家国之思和家国之痛。

    小说的时间跨度很短，大约是从戊戌变法之后到义和团失败、《辛丑条约》签订，前后不过两三年时间，然而小说的叙述却是惊心动魄、曲折跌宕的，若拍成电视剧，其效果和绵延起伏的辽西丘陵会多么契合。这是中国历史上“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瞬间，佛说“一弹指六十刹那，一刹那九百生灭”，这个转型瞬间的绵延和展开，构成了近代史的序幕和全部戏剧性的预演。作者以最大的真诚，传达了这样一种信念：中国的文化传统与价值不仅根深叶茂，而且渊深流静，她可以包容和吸纳，但其精神的原点、灵魂的本色是不可改变的，任何统摄、消融、殖民、渗透、异化这种文化传统的企图，都是徒劳的。

    天道不张，劫尽变穷，“则高海涛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可以说，民族劫难与文化苦痛，构成了全书的思想律动和叙事基调。尤其文化苦痛的表现是普泛的、强劲的、痛彻骨髓的，与其说它属于士人或特定阶层，毋宁说它属于每一个中国人。所以我们看到，当义和团“拳匪暴民”与罗子沫一起被打入死牢的时候，这些本来没有文化的普通农民发自内心地觉得这个读书人不该和自己一样，他不该死，因为他是一个读书人，他们甚至用全体招供来换取罗子沫的性命。直到被处决之前，他们还想最后听一听这读书人的声音。在他们心中，儒家的求仁得道之思是某种寄托，但更是一个民族的英雄主义幻象。一个民族用血与火构建出的精神框架，任何一个生存于其中的人，都会在它存亡之际感到苦痛、战栗、崩溃，但只要民心未死，就会有地火运行，并为民族再生燃起希望。

    《烟火人间》这部心史之作，其叙述主线是义和团运动在辽西边地的兴起与失败，这注定是充满张力的写作。“浩浩愁，茫茫劫，短歌终，长歌歇”，阅读这部长篇，总会不时想起《书剑恩仇录》中的这阕词，一个多世纪过去了，关于义和团，似乎仍是恩仇未了，是非难辨。这难道不是一个伟大民族的本能自救吗？皇帝不行了，官吏不行了，士绅不行了，军队不行了，但人民还行。

    他们渴望自己拿起武器，尽管这武器只是可怜的拳脚、愚蠢的符咒和笨拙的大刀，虽然大都目不识丁，但他们骨子里有几千年形成的家国意识和华夏文明的强大基因。他们可以被利用、被牺牲，甚至可以被后世污名化，但他们并非麻木不仁，因为正如尼采所说：“血就是精神。”历史完全可以这样证明他们的贡献：是耶非耶，中有碧血！碧亦有时尽，血亦有时灭，一缕烟痕无断绝。确实，关于义和团的争议是始终存在的，其中有史实的求证，也有精神的辨析，作为学理探讨，摒弃民族主义之滥觞，传承民族觉醒之大义，无疑有利于文化反思与建设，但有些以偏概全、意气用事的污名化评判，却未免难以服人。既然是评判，便不该忘记评判的本源和基础，那就是一个民族所经历的苦难。

    由此观之，丛培申的《烟火人间》，十分可贵的就是以正史之思、心史之韵，构成了精神底色。其中对文化奴性的轻蔑，对文化自信的诠解，对民族苦难记忆的发掘与思考，是尤其值得肯定和赞佩的。这里有对耶稣之爱的尊重，也不乏对文明进步的向往，但无论如何，普通民众在苦难中的歌哭呐喊、民族生存的渴望、文化信念的坚守、社会变革的吁求，才是那个时代的本质和历史前进的主流。这是小说叙事的基本律动。

    这部长篇的粗粝莽荡、不避幽暗的叙事作风，在辽宁及东北文学中是比较少见的。我个人一直有这样的观感，东北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特色是清新而明朗，质朴而健康，它以现实精神、问题意识、人道情怀、抒情气质，构成了基本的风貌。如果用俄罗斯文学的语境来比附，即使是表现人生的大苦难，东北文学也似乎更亲近温暖、抒情的屠格涅夫，而不大会去选择黑暗、沉重，追问人性之恶、拷问灵魂之罪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但毕竟有时也会出现另类的作品，它们以出人意外或令人着迷的方式，为这片土地上的文学平添了某种凝重色彩，《烟火人间》即是一例。这部长篇的基本格调，就像是普鲁斯特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伦勃朗时所说的，仿佛“总是想把主人公从黑暗中拉出来”。只不过对作者丛培申而言，这种拉出来的力量也是中国式的价值与经验：“落日的余晖总给人温暖的感觉，就像老人的眼神，照射着幼小的地面。”

    而实际上这是一片神奇古远的大地，它在人与神之间只需要一个灵魂，那就是信仰和信念，数千年浩劫巨变，这片土地惟以此浴火自救，家园长存，生生不息，并不断新生为更神奇更美好的大地。（注：此文为《烟火人间》代序节选，作者高海涛，文化学者、作家、翻译家，辽宁省作协副主席，第八、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评委。

2018-02-28 15:2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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